在王明的心学系里，良知作为本心的意味极其重，德行为之发动、德原则之制定皆导源于良知本，而且王明认为世界万以良知本心为灵明，通过主对于一良知的存养与扩充，可达至万一之境界。

也就是说，王明心学里的“致良知”跟姜星火的“致良知”还不太一样，姜星火只把“致良知”当心论的德准则和德修养方法，而王明则是把“良知”纳了本论范畴，这跟姜星火的质世界一元论是截然相反的。

“哦？哪里不一样？”

良知的实践之法，国师可否讲的清楚一些？”

姜星火抬望着天空，缓慢地说：“其一，曰慎独。”

胡季牦饶有兴趣的问。

而另一派，则开始迫近魏晋玄学的心论，成了清谈派，也就是泰州王艮一派，他们从日用见在指良知，谓良知为天然率、吃饭穿衣、饥渴饮、冬装夏葛，泰州学派把个人德和社会德的一切樊篱全打破，其德遂缺失不足，行为怪诞，异议纷呈，所谓“上焉者习静谈玄以求顿悟，或作奇异之论以惊世骇俗；焉者放恣肆，每名教之外”便是如此，举止言谈多放不羁，只知清谈心，不务实事。

因此，如果从心学本论的视角来看，“良知即独知”，契证赋予主的良知，惟己独知，若无实地工夫来诠释此独知之本，则本将窒息于里同样，若无切实可靠的方法论来支撑这一本的伸展，则必然沦为谈玄说妙的东西。

实际上，姜星火既然能提这与质世界一元论的心论，就肯定是经过思熟虑的。

其中的一派，走了佛家的心论，成了狂禅派，就是渐中王畿一派，他们主张“良知当圆成，更不须用消工夫，不须防检与穷索，取顿悟而，即本更是工夫，而天机常运，虽有念一觉便化”，把良知当作佛看，主张顿悟，没有切实的方法论，最终越走越歪。

所以德行这块，胡季牦还是有发言权的。

“良知即独知”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存在多诠释可能，亦是弊造成的源之一。

他也不是一般人，自幼饱读诗书，学富五车，而且以德行被人所称，后期算司懿，前期在安南算是类似于王莽的角。

“慎独”一说，自先秦儒学诸多经典，譬如《大学诚意》记载“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此之谓自谦，故君必慎其独也”，《中庸首章》记载“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慎其独也”。

“自然可以，不过应该跟你们过去学的不太一样。”

“致良知”是心学的大杀，但同样也有弊端，姜星火的，就是尽可能地规避掉弊端。

而后，就是现在的事，姜星火需要提一个完整的方法论，用来给普罗大众使用，教会他们如何用标准的步骤去“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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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充分历史经验的，因为心学在王明去世后，主要以王畿、王艮两派为主，而这两派因为没有统一的方法论，所以都走歪了。

所以，姜星火先设定了“先天之知”即是真理，而真理要通过实践来探求，也就是“致良知”这个方法论，从而完成了逻辑闭环，规避掉了王明心学的弊端。

“慎独”在先秦儒学的语境里，即主在社会德实践中，须时时刻刻保持如临渊、如履薄冰的审慎心态，即便是在隐微之也不放松，要切实地德实践工夫。

“致良知的实践之法，共有三步。”

汉代著名大儒郑玄在《中庸首章》对慎独了释义“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也，闲居者，独也”，也就是说君即使在独之时，也应持守谨慎，这释义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