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平平静静的，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可每一件小事都让安慧觉得踏实。

她蹲，挨个看了看三个孩，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几岁了、认不认字。

回家的路上，夕把四个人的影拉得的，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

安慧从上海回来后，整个人的状态松弛了不少，像一绷了三个月的弦终于被松了松，音调降来，声音反而更加浑厚好听了。

虎第一个站来，着脯说：“我叫虎，六岁了，我认识‘大’和‘小’，还认识‘人’字。”

虎蹦蹦地走在最前面，石的步稳稳当当，牵着安慧的手走在她旁边，步小，走得慢，却一步不落地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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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她们的是一位姓周的女老师，四十来岁，圆脸，笑起来睛弯弯的，说话声音不不低，温温和和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领别着一枚小小的银质十字架针。

早上起来给三个孩穿衣裳、系鞋带，看着他们在院里你追我赶地疯跑一阵，然后她门上班；中午在堂吃饭的时候听师傅工友说说车间里的事；傍晚回来，搬把小凳在院里坐着，看孩们在槐树底玩，听邻居们东家西家短地闲聊。

日像北平夏天傍晚的风，不急不躁地着，把每一天都得妥帖而舒展。

虎不再一天问三遍：“爹你明天上班吗”，石夜里也不再说梦话喊爹别走了，偶尔还会在安慧早上门上班前攥一她的手指，但攥一就松开，不再像刚回来那几天那样攥着不放。

几个孩也慢慢地从“生怕爹又走了”的那张里缓了过来。

安慧低看了看的，发被晚风得微微翘起，一缕一缕的，在夕里泛着一层柔和的。

周老师笑着夸了他一句，转看石，石声音闷闷的，说：“我叫石，也六岁了。”

七月初，天气彻底了起来，胡同里的风都带着一蒸腾的暑气，青石板路晒得发，赤脚踩上去能泡来，街坊们都在说今年夏天来得早、来得猛。

两个哥哥在书摊间走来走去，手里攥着一刚买的冰糖葫芦，慢慢地着，糖壳在日光亮晶晶的，像裹了一层薄薄的琥珀。

楼前有一小片空地，着几棵法国梧桐，枝繁叶茂的，遮一大片荫凉，树底放着几条木椅，漆面已经斑驳了，但得净净的。

直到这时候安慧才反应过来，完犊了！她好像还没给几个孩起大名！

在安慧边蹭了蹭，小声说：“我叫，也是六岁。”周老师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都是好孩。”

她没有说话，只是把牵着的那只手微微收了一些，觉到那只小手也回握了一，温温的。

那教堂小学就在巷往东走不到一里地，是一栋灰白的二层小楼，楼上竖着一个铁制的十字架，被日晒得泛着一层暗沉沉的铁锈。

安慧请了一天假，带着三个孩去教堂小学报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