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也是外国人形象。”

“所以。”方叶说:“我还是那句话，从清末开始，犹以新文化运动始，我国的思想领域现了极大的问题，而我党兴起于新文化运动，所以对于这场运动，一直是歌颂的，在这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要求，我们其实并未客观的总结和分析这场运动的利弊得失。”

“我国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但那时依旧在宣扬正面积极作用，对于负作用则一笔带过，或者基于政治立场选择无视，一直到两千年后，学术界才慢慢的讲述这场运动的不足，但尺度依旧有限。”

方叶说:“新文化运动为党的创建提供了导向，它对于我党的价值自然是无可估量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西化运动，如果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其实对中华文明来说是一次‘西学东渐’。”

“中华文化是开放且包容的,并不拒绝国外的优秀文化和思想，然而问题就在于，这场运动带来了西方先理念的同时，也带来了不适宜本土文化的理念。”

“本来西方的先理念可以用于打破本土落后的传统理念，然而由于这场运动的发展是无序的,结果就是不假思索的全盘使用，他们把凡是的中国都认定为落后，凡是西方的都认定为先，对于中国落后方面大加批判,但是西方文化的不足却闭不谈。”

主席了说:“我记得你写过两篇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一篇是《新文化运动思考》,一篇在《认识中国系列》中，这两篇文章我是看过的,当时在学术界和党外的思想界都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有人就说你在否定新文化运动。”

刘主席也说:“文章我也看过，确实胆很大，而且你的文章有个特，对于胡适—向嗤之以鼻。”

方叶说:“对于这样的公知鼻祖还要怎样?难不成给他个大红?我承认前期的胡适确实是为了将西方文化引中国，从而改变这个国家的落后面貌，哪怕他基于个人认知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存在的不足，但那时他的心是好的，是国的。”

“然而后来就不一样了，面对大的声望和利益，他甘当起了西方文化侵中国的工人，自己就算了，还培养起一批带路党，搞的那个《古史辨》其恶劣影响，我在以前的文章也已经说过。”

“古史辨在那边现在还有人信吗?”主席问。

“那些西方的徒徒孙还是信的，不过在整个学术界对于顾颉刚等人搞的这个专著，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的，被人称为挖中华文明基的著作。”方叶接着说:“我认为主席的一句话讲的特别对，‘学问再多，若方向有误，则皆为无用’，胡适之就是典型的代表。”

“看看人家西方的学术界，从18世纪开始，就有意识、有目的、有方法的赞自己的文明,系统的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中华文明。”

“可中国学术界是啥样呢?崇洋媚外者数不甚数，有分人更是甘当西方剿杀中华文明的工人,在国疯狂攻击和打击本土学派与质疑者。然而随着中西方越来越密切，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家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时，才发现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