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薇，是个记者。

如果生命能重来，回到三年前那个闷的午后——我想，我大概还是会走上这条路。

有些真相，像扎里的刺，不亲手剜来，这辈都别想安心。

一切是从那张纸条开始的。

那天我刚完一个不痛不的社区采访，回到报社，浑黏糊糊的。办公桌上，静静躺着一个没署名的信封。

里只有一张皱的便签，上面用红墨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

金石大厦，地基吃人，童镇桩，冤魂不散。

十六个字，像十六冰针，直直扎我里。

记者的直觉告诉我，这要么是场恶作剧，要么——就是我记者生涯里，可能碰上的最黑、最脏的那条线。

我几乎立刻否定了前者。

那字迹抖得厉害，写字的人，恐怕连笔都握不稳。

“打生桩”……这只在老人耳相传、野史笔里冒的词，平常人本不会知。

我血里那属于调查记者的东西，一醒了。

我可能，正站在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表之，那着脓的伤边上。

开始查，举步维艰。

金石大厦那时快封了，是市里的重工程，投资方背景得像铁板。所有档案、手续，看起来净漂亮。

从正规渠，我什么也问不来。项目负责人的电话永远客气而冰冷，像一堵墙。

所有声音都在说：你想多了，这只是个恶作剧。

我不信。

既然上面走不通，我就往走——去找最底的人，找那些沉默的、浑沾满灰的工人。

我换上最不起的t恤和仔，混工地附近的小餐馆、民工扎堆的空地。

请他们烟，听他们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抱怨工钱、想家、累。我安静地听，像个只是好奇这座楼怎么盖起来的年轻人。

他们起初很警惕，一提工地里的事，神就躲。

转机，在一个叫老李的人上。

他五十多岁，脸黑得像树，里总蒙着一层散不掉的慌。

几顿酒之后，他话多了。有一回，他喝得有，望着远金石大厦的廓，忽然喃喃说：

“这楼……邪啊。”

我心里一，面上还是平静的：“李叔，哪儿邪了？”

他打了个酒嗝，声音压得更低：“打地基的时候就不顺……老事。后来，来了个穿黑衫的，在工地转了几圈，神神叨叨念些啥。再后来……就安静了。”

“安静了不好吗？”

老李神空了，声音飘忽起来：“好啥呀……好几个娃娃，突然就不见了。工说是送回老家了。可小石那孩……走的前一晚，我好像听见他哭，又好像没有……第二天，人就没了。”

“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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