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白晋着《中华帝国史》一书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一般的全球德观的可能；汉字也蕴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语言的希望”。这两个方面后来也被聪明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运用。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版）、《中庸》（以《中国政治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黎翻译版）、《孟》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被翻译成西方多文字在西方发行。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法国的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中国、孔、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在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备，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个思想准备阶段的主要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与耶稣会士传欧洲的儒家思想，这两思想之华的整合。法国史创始人朗松认为，自1680至1715年期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合，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神的大变革时期。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费尔哈、魁奈、歌德……。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的人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观。视为“天赐的礼”，魁奈在他的《中国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费尔哈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德代替基督教的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平等、博”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孔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对儒学的赞赏可以说无以复加，在他的手里。儒学成了反对神权的思想武，他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他是一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但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却非但不敢小觑，反而推崇至极。他把孔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里朝夕拜。并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武，抨击基督教的。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家的中国是开明的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社会风化，从不规定民间的宗教信仰。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的人”。当然，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儒学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他在当时欧洲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神（其表现就是宗教宽容）。伏尔泰还看到，孔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勿施于人”或“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谦恭”，“他的弟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的本义，因而也就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

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和哥布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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