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但随着自运动的推，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觉察到，若要切实到“师夷技”，造洋枪洋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原理，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的传统教育显然已无法满足人才的需要。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这观之后看来不尽准确，但却了要害——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备算学、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识分，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么样一背景，恭亲王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火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应该说，恭亲王文祥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奏章里，恭亲王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为自之。”

奏请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领导层的认可。在天文算术馆顺利筹备阶段的同时，一抵制、反对的暗也正在悄然汇聚。1867年3月5日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

张盛藻在奏折里指责说：朝廷令科甲的“正途人”去学习这些机巧之事，而且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搞，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亲王等人的作，张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谕旨严厉驳回。谕旨里说。天文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不可视为“机巧”！

看到张盛藻被洋务派一打了去，当时的晚清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迫不及待的亲自登场，与恭亲王展开了两个回合的激烈论战。

倭仁是著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享有崇的威望。同治初年，倭仁与李棠阶、吴廷栋合称“海三大贤”，同文馆之争发生时，李棠阶已经去世，吴廷栋已经告老还乡，倭仁为帝师。独立京城，份地位也就更显尊崇。3月20日，倭仁上奏，直言反对科举的士师从“夷人”，认为这样会“动摇国本”，终至“变夏于夷”，天朝辉煌的文化统会被陋的蛮夷之学所取代，有“亡国之虞”！

这一次，朝廷便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样。对倭仁斥退了事。因为倭仁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上奏当天，两皇太后就立即召见了倭仁，但这次谈话相当的不愉快。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因为倭仁提来的这个“夷夏之变”的题目实在太大。随后，问题被抛给恭亲王和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对倭仁的这次攻显然4月6日，总理衙门拿了一个极的奏折，重申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以及招收科甲士天文算学馆学的必要。奏折里最关键的技术理。是对倭仁一再调的“变夏于夷”避而不谈，而是大谈特谈危机之和“自”的迫。为了给倭仁造成压力，同时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洋务大臣的奏稿信件。最后。恭亲王还将了倭仁一军：该大学士既然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肯定别有国良策。如果该大学士确实另有良策，可以压制外国而使本国不受欺侮，则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悉心商办。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仅大谈特谈忠义、礼仪，认为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4月12日，倭仁再次上奏，不但持己见，而且反将了恭亲王等人一军。倭仁说：“到让夷人来教授算术这件事，如果该王大臣确实有把握，认为必能将算术学通，必能将巧的机造来，中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夷人丑类必能被中国所歼灭，则上报君王，伸民愤，岂不善哉！若不到这些，却先丧失了人心德，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馆。”

倭仁这一挤兑确实到了恭亲王的肋。4月23日，恭亲王上奏承认自己不能上述保证。恭亲王说：“像倭仁所说的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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