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曾说‘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2]，这才是我们实学一派名称的由来。”

邵参对贾璋的批驳，既锋利尖锐，又有理有据。

“在我们看来，桓文所行的并非单纯的霸，而是兼王霸而行之的治国之。这一，大家都读过《秋》，也读过《史记》，我就不赘述了。”

时儒生，袖手谈心的人数不胜数、不绝如缕。

“你这是用孔的仁、礼并行作为相，掩盖你只在意事功的事实。”

“你刚刚讲《大学》，讲经济、讲边患，讲农桑，却不讲三代之德，不讲五常之正，岂不是舍本逐末？”

这样的绍治帝，又与齐桓晋文有什么区别？

贾璋见此形，连忙趋步上前，亲自扶起邵参：“晚辈今日略胜一筹，并不是因为先生不如晚辈，而是因为那些空谈之人拖累了先生这样的君啊！”

今天邵参能拿尧、舜、禹、汤来与桓文对比，明天邵参是不是就要拿尧、舜、禹、汤来与绍治帝本人对比了？

毕竟，绍治帝也有打击蛮夷、削弱外藩的烈意愿。

他朗声反驳邵参：“非也，非也！我想对邵先生说，您对我们实学儒生的误解太了！”

而当绍治帝想到这一时，他贾某人辩经言论的正确与否就不重要了。

只是，思孟学派在这次辩经后，怕是要黯淡一段时间了。

“他日晚辈自当往先生府上拜谒，与先生一起探讨圣外王之！”

“孟的意思是好的，他这样说，是在向梁惠王调仁德的重要。但今时之君，聚宾客于室，清谈心，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一说[3]，已经偏离了孟的初衷。”

至于胡编造，指鹿为，梗着脖夸赞那些只会袖手谈心的蠹虫，邵参他不来。

理来说，贾璋心里应该到不舒服的。

有邵郎中挡在前面，绍治帝哪里还会想到他贾某人的存在？

“王者皆言仁德，言命，若执政当权皆有德，仁政自然会随之而来。若只言事功经济，不论忠孝礼义，那德又在何现？”

但实际上，他心里却十分喜悦。

“我想对邵先生说的是，这句‘仲尼之徒，无桓文之事者’，是否有些过于贬低经世学问？试问邵先生，若世人只知空谈心，不知稼穑农桑，那百姓饮，兵卒粮饷又由什么来供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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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

“你们实学一派，难就是以奇言异闻谋求晋之的人吗？这样急功近利的行为，难就是贾侍读心里认为君应当的事吗？”

“难，这就是先生所谓的德吗？”

不哪个皇帝，都不会喜臣拿尧、舜、禹、汤这样些因记载不详而被儒家捧为圣君的皇帝来与自己对比，而向自己上谏，甚至迫自己收回某些成命的。

“我们实学是在孟仁学和荀礼学的基础上创造来的经世致用之学问！虽然我们重视事功，但也从来都没轻视过德！更没为事功与德分过本末轻重！”

但通晓经史，并不代表着邵参会官，更不代表着邵参能摸清绍治帝的心意。

思及此，贾璋的心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邵郎中他博古通今、通晓经史，的确是位难得的学儒。

邵参会不会觉得绍治帝也穷兵黩武，不是圣君明主？

所以他哑无言、脸涨红，但却忍着羞耻之心，对贾璋作一揖。

若是喋喋不休，狺狺狂吠，岂不是了小人？

邵参有一千句话反驳贾璋所谓的王霸之，可他不知怎样反驳贾璋中的“今时君”。

他愿意与贾璋辩论，只因理论相悖，观相反，这是君之争。

“桓文行霸之事，穷兵黩武，百姓哀损；仲尼之徒心怀仁德，惜黎庶，所以他们才不推崇桓文之事，而是推崇尧、舜、禹、汤那样真正贤明的君主。”

听到贾璋拿孔圣人挡箭牌，邵参不慌不忙地反驳：“贾侍读，你这是在诡辩。”

看到邵参不耻言败，贾璋谦和有礼的模样，旁观的臣僚们不禁想到，今日经筵辩经之事，日后必然会变成一桩佳话。

贾璋很了解绍治帝，他很清楚，就算绍治帝现在没想到这一，以后也一定会想到这一的。

若非如此，继承事功一派统的实学学派，也不会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