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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改变，对于传统的程朱理学，或许是一步，可对于姜星火的新学来说，却依旧太过保守和落后，是披着“仁义礼智信”的虎的德绑架。

对于当先的“仁义”两，在儒家系里，仁的基础是亲亲，义的基础是敬，这个是孟明文规定的，而所谓亲亲，指的就是孝，所谓敬，指的就是悌。

说白了，“仁义礼智信”没错，德也没错，但理学家将这些东西，定义为“天理”范畴，属于“天地之”，来居临地指导社会经济生活，在姜星火看来就是错的。

“解大绅方才所言，盖赤之心，见父自然知，见兄自然知敬。”

“有亲亲而后有仁之名，则亲亲是仁之也，今于亲亲之上，求其所发者以为之；有敬而后有义之名，则敬是义之也，今于敬之上，求其所发者以为之此宋儒所以有‘中曷尝有孝悌来’之论，天地之不明，由此故也。”

而在消费观念上，胡俨也试图以程朱理学，为大众提供一个标杆，主张把个人消费理到了脱离世俗质享受的层次，追求一神享受的至境界。

既持了儒家本的德原则，又显得不是那么不切实际。

毕竟站在德地上，对面指指，天然就立于某不败之地。

从名实关系上看，“仁义礼智信”这些德准则，是基于质遗传的人关系和后天社会关系形成的，孝悌之行为实，仁义礼智为名，这就完全颠倒了程朱理学在天地之所派生的“仁义礼智信”等德原则问题上的观。

胡俨的观，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说没有任何意义，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这是无法否认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胡俨就已经取得了稳住阵脚的作用。

姜星火思忖片刻，开：“仁义礼智信，不待发而始有也，未发之时，此五者未尝不行于中，即使发之时，五者有何声臭之可言乎？若必以不容说者为脑，则参话以求本来面目者为正学矣。”

总得来说，是程朱理学现有的义利观基础上的理论突破。

实际上，辩论到了这里，所有反方的辩手，胡俨、杨士奇、王允绳、

但财富获得的途径和手段要符合德标准，“不义之财”不可以被提倡的，虽然趋富恶贱是社会的现有价值取向，但君取利要有。

“宋儒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在人心，推原其上一层以谓之，谓之曰仁义礼智信，反觉堕于渺茫矣。”

今天的太学之会，争到现在，争的就是到底存不存在“天地之”这至的、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的概念。

而接来，双方又是一阵枪剑。

姜星火认为，孝悌作为仁义的基，非如程朱所理解的那样仁义为孝悌之本、孝悌为仁义之发用。而是“仁义礼智信”这些德准则都是虚名，譬如仁义，是先有亲亲敬，才后现的。

姜星火的立场站的很稳，并没有因为对方的某“让步”而随之妥协。

辩论，再一次陷了僵局。

姜星火继续：“若是真有一个天理，基于质遗传的本能，方是天理源，何消去存天理，而后发之为仁义礼智信？如孝见父赴役，天寒起盥冷，见之痛哭曰：为人而令亲如此，尚得为人乎！于是以代之。此痛哭一念，是从天理而求得的吗？我以为，宋儒往往说倒了。”

姜星火“理统一”的心论观非常牢靠，反方辩手们本无法驳倒，之前以退为的招数，也宣告无效了。

如果今天他接受了这对方的“妥协”，承认了理学家的德准则对于经济活动的指导地位，那么其实一切都没有发生本改变。

因为从心论的角度，姜星火压就不认为儒家基于天地之所衍生来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是属于实理范畴，也就是他反对这在“仁义礼智信”之前先立一的形上学，如果是基于这逻辑去推导一个“天”，那么跟佛家成佛的逻辑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由于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人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在利益面前失去了对德底线的守，而胡俨的这提法，就有类似于近代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和“德人”的理论假设，而在经济活动中，诚信等基本原则确实是值得提倡的，以损害德为代价的经济活动，其实对于整个社会风气都是一损害。

“《孟尽心上》所言：亲亲，仁也；敬，义也。”

针对胡俨所提的“仁义礼智信”这个本论，姜星火给予了重针对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