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胤禛在紫禁城统筹全局。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频繁拜访广州的“粤海关”，双方关于扩大茶叶、丝绸贸易，以及在婆罗洲“联合开发”某些区域的非正式谈判悄悄行。

与清国对抗，只有死路一条。而清国似乎也确实遵守“租借地”协议，并未显直接吞并藩国的迹象。

达维亚的荷兰总督连续发几封语气焦灼的信件给国，抱怨清国“正在破坏南洋的力量平衡”。

萨藩承诺全力保障清国商民安全，并协助清国师打击萨海域附近的所有海盗（实际包任何敌对清国的势力）。

五月，屋久岛。

扩大岛租借地范围，包分可用于农业垦的临近小岛。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依靠清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是解决萨藩积贫积弱现状最快（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为敌不如为友”的言论，在江的茶室与酒肆间蔓延。

萨藩，以岛津久朗为首的“亲清务实派”逐渐占据上风。

胤禛令在乌鲁木齐旧址开始筑城（即后来的迪化城形），移民实边，巩固战线。同时，他密令理藩院与哈萨克中帐接，意图构建对准噶尔的战略包围。

以“清国商船遭浪人袭扰，幕府置不力”为由，州藩宣布暂时“接”关海峡的巡逻与征税权，“以确保航安全”。

西北，年羹尧的季攻势达到了战略目的，准噶尔一步西迁，与土尔扈特的联系暂时被切断。

这等于公开截留了幕府的一项重要财源。江震怒，令谴责并威胁制裁，但州藩背后若隐若现的清国舰影，让幕府的军事威胁显得苍白无力。

四月，州藩率先发难。

这份协议，实质上将萨藩的经济命脉和防务安全，与清国度绑定。岛津继丰用藩国的分主权，换来了息之机和前的经济利益。

清国享有在萨藩指定矿区（包括新勘探的两富铜矿）的“优先合作开采权”，并引更先的采矿和冶炼技术，利分成向萨倾斜。

消息传到江，德川吉宗然大怒，斥责岛津家“无耻卖藩”。

双方建立定期层会晤机制。

雍正八年（1730年），转折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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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在曾静的“斡旋”，萨藩与清国理事衙门签订了《鹿儿岛补充协议》。协议规定：

一个规模可观的木材加工厂、船材储存场和一个小型修船坞已经建成。

但幕府能的却很有限：财政捉襟见肘，无力大规模讨伐萨；各藩离心倾向日益明显，尤其是得到清国支持的州藩态度暧昧；更棘手的是，幕府已被清国的银弹和分化策略得意见纷纭。

南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气焰明显收敛。“南洋巡防分舰队”的定期巡航成为常态，广利行等商团重建了“金兰埠”，并且规模更大。

经过近两年的秘密建设，屋久岛已不再是那个只有原始森林的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