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名评论了

方叶的文章终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时间来到二月初，原本早就应该现在人民日报上关于胡峰的大批判没有再现,代替的是警惕文化战线上可能存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和学术研究之类的文章。

就方叶本人而言，他原本并没有想过能改变些什么,毕竟任何事的发生，其本后都有着其刻的动机和原因，比如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政治的学术批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术界的一次‘集改造’，而胡风案不过引起的又一堆火罢了。

如今的文化界其实分成两，一类是喝过延河的，见识和经历过宏大伟业的‘延河派’，另一类则是来自于国统区’;而国统区之中又分为从事解放工作的知识分和‘被解放’的知识分。

郭末若、周扬、丁铃这些人很显然是喝过延河的革命者，而金、胡风这些人则带有‘被解放者’的彩，哪怕他们一直在从事左翼文化阵营的工作，也改变不了这一切，而那些真正的被解放者，则基本没有多少话语权。

胡峰在其中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虽然在早年加了共青团，但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远走日本，在东京加了日共,回国之后便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左翼文宣工作，不过他的一些观从早年间开始就受到了批评。

四十年代时，胡在其现实主义观中提了‘主观战斗神’的表述，但很快就受到了何其芳的批评，主观本存在唯心论，这与列调的唯论不符，何其芳认为‘艺术应当与人民结合’，当时批评胡的人并不少，不过他并没有行改正，而是一直保持着这观。

1942年，主席发表《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的党的文艺路线，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且还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路线行了总结等等。

当时胡峰的观就与延河派相抵，他认为将人的日常生活与工农兵的生活区分开，是对生活的肢解;反对作家成为‘留声机’;他还反对简单的将经济形态与诗人作品行类比，认为给诗人随意贴阶级标签，是对诗人心灵世界的简单化理，对诗人造成了伤害。

1948年乔冠华、胡绳、林墨涵等都展开了对他的批评，然而他在受到批评以后，不仅没有认真的思考，反而定自己的观，当时的他在国统区工作，又值民族生死存亡的关，所以这些由思想反映来的学术矛盾，都是次要矛盾，大家对他批评一也便算了，并没有行批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期在国统区工作的他，并没有刻的理会到‘艺术服从于政治’、‘革命作家本问题是立场问题’这一，他确实有着在‘学术自由’这一观的浸染，没有刻的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究竟是以什么立场为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1952、53年的人民日报对其的批判，他的这思想还没有改变，反而一步加了，1954年他直接向主席上了一封‘三十万言书’，这本书中，他一边认为自1949年以后的文艺工作没有建立在主席和党的原则基础上，一边说主席和党的观被曲解了。

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学习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能写‘光明面’，忽略落后和暗面，他还认为这作品是不真实的，还建议作家应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官员的需要。

这妥妥的就是被自由主义思想给洗脑洗傻了，完全没有认识到革命是需要讲立场的，而革命的文化知识分，更应该保持自己的立场，而不是所谓的偏片的‘学术自由’。

时间缓缓淌,二月中旬的方叶，刚刚忙完旗公司的巡视，回到同安县，但他拿起报纸之时，就看到了那本应该在一月份就该现的对胡峰的批判。

历史在这里现了一个拐,原本在一月十八日，中央开完了文艺座谈会后，对俞伯平和胡适资产阶级批判的风声已经降了去，而对胡峰的批判，也改成了批评，然而让方叶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胡先生不知哪搭错了，直接撰文上书借‘学术自由’为名展开了自我辨驳。

原本看完三十言书的主席就已经很生气了，但考虑到这次批判确实有过火的形势，因此借着方叶的‘上书’提醒，便决定减少政治引导，但万万没想到这位铁先生也再次上书，看到文章之后的主席，席一时间愤怒异常，他亲自提笔给其作了‘判决’。

【伟大领袖指示:胡峰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克思主义”外衣，在时期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一思想斗争作为在党党外宣传唯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胡峰的文章谬论观摘要与领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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