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县外(五)

晓平首与陪同人员漫步在街之上，边走边考察着，就见小小的同安县城里，人涌动，吆喝之声此起彼伏。

“新编的竹蓝，来看一看类。”

“三年的竹大条把，1200一把。”“卖鸭，又又壮的鸭。”

晓平在姚书记的陪同走到了那个卖扫把的摊位前，摊主是一位豁了牙的老农，年纪得有五十多岁了，他见一群像领导的人走到了自己前，便笑了起来。

“大兄弟，你这扫把卖得怎么样啊?”晓平问，边的翻译赶将四川话翻成了普通话。

老农笑着回:“还行，今天卖掉了十来把。”

“哟，我刚才听你说1200一把，那今天不是卖到了一万二了。”晓平满面笑意的说。

老农则是说:“这不是都要忙着打稻嘛，扫把刚好用得上，生意确实比平时要好些。”

“你在这里摆摊要不要什么费用啊?”晓平继续问。老农一边整理着剩的扫把，一边回:“我这临时摆来卖卖不用钱的,那些期个的要钱。”

姚书记则也在一边解释了起来，同安县对于全县的商业行为是有规定的，首先期经营有店铺的个则需要正常纳税，期经营没有经营地的，每年需要一笔固定的费用，那些农民自留地、山林的产，行自由易则不收取费用。

当然，若是到农贸市场里易的会一笔卫生理费，不过价格很低，还不足一碗面条的钱，除此之外便没有其它的费用了。

此刻，这些在路边上摆摊的都是临时摊，这些人到占地方，既没人，也没人来收什么费，因此任何人有东西要卖，都可以拿来往地上一摆。

不过，也正是如此，使得县城里的商业很快就繁荣了起来，特别是这生意模式，只有同安示范县能，周边几个县的看着，却不能跟着‘走资’，看着同安县的人发财，谁看了不红啊。

周边县离得近的老百姓，便偷偷的将自家的产拿到同安县来易，县城里刚开始觉得这行为要制止，不过方叶却是觉得完全没必要，再他看来，商业要繁荣起来，就需要引更多的人来经商和易。

特别是现在，同安县的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县里还需要资金，而以一个县的财力、人量，将商业支撑起来，还是很有限的，但是将周边几个县引纳过来，那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年月的老百姓过得是真的不容易，除了田，啥都不让，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拼命劳作，好不容易有产了，来一个‘统购统销’外加指标，粮大分‘自愿’上缴，一年到，过年了一家人想每人件新衣裳都不起。

也就是在1954这一年，人自由迁徒权被取消了，其后城市与农村的界限越来越分明，到了1958年，藉制度开始，也正式标致着‘城乡二元化’的到来。

其实关于城乡二元的问题，早在一年前的1953年，梁漱溟便与伟人大吵了一架，当时梁漱溟说以前以农村为据地，现在以城市为重，城市里的人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农民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善,导致许多农村人往城里跑,城里又不容他们，将他们赶回家。

对于他的发言，伟人很不以为然，认为走工业路线是正确的，现在调整农村提农民生活质量不过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才是大仁政,认为梁漱溟是班门斧，梁遭到了批判，而在后面的会议上，两人更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以梁发表检讨结束。

藉制藉度开始以后，由于工业化及城市化的需要，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导致农村孩考中中、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少，城乡的差距也开始一步拉大。

客观的说，由于新中国建立时，城市化率只有10，城市人过少，不利于国家的工业化，而发展工业是城市化最好的方式，城市的扩大，意味着消费市场的扩大，城市有了更多的人，也就能更好的发展工业和商业，因此将人(、工人、大中校学生)引到城市，这法在战略上是正确的。

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由于‘三大改造’，消灭资产阶级等原因，实行全面国有化，并将个给消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城市里的发展。

1954年开始，国家第一次号召知识分‘上山乡’，不过这场运动，主要针对的是在校学生，国家号召一分知识分到乡去支援农村教育，同时还要求学生们在农忙时从城市到乡村去参加劳动。

但是由于藉制度还没有全面实行，因此一分知识分到了农村没待多久就又回到城市了，真正扎农村的知识分并不多。

作为同安示范县制度的设计者，方叶对于这些历史了然如，他更知工业与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承的，工业的发展使得城市规模扩大，而对市场经济的过度控制又使得消费市场被严重抑制，这其实就造成了一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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