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底电台

一

打这开始说“粮房胡同凶宅”，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到一零月新中国成立，免不了移风易俗，不准再抬棺绕城大殡，也不让烧纸人纸，“河神”之事都没人提了，冒充和尚混吃混喝的李大愣，还有替人看风算命的张半仙，到这时候全丢了饭碗，不是在邮电局去扛邮包，便是去火车站搬运，累得要死要活。

郭师傅的纸活儿铺从此关张，殿崩塌的河龙庙义庄也被拆除，他的房没了，搬到天津卫上边一小平房里居住，怎么叫上边？拿海河来说，上北南，以往有这么个概念，老话说“上京卫”，那是说住北京住上边，住天津住边，要知北京城北贵南贫，上北南的格局，住在南城，等于是住在紫禁城的，皇权压，天威当，一天到晚气也不敢大，老时年间住北京南城的大多是穷人，天津卫却正好相反，是以为贵，因为边全是租借地，住那的人不仅有钱，有份的也多，然而到了上边，住家全是脚行鱼行的苦力，解放前日过得最好的人家，也是挣一天一天，大多数人家吃了上顿愁顿，不乏连日揭不开锅饿死的穷人，更是藏污纳垢，专暗娼和贼偷，房盖得也不行，低矮简陋，五十年代政府开始对这一带翻修治理，一一的好了起来，那也没人愿意在此住，都说风不好，因为前清时有养蚕的住，桑树特别的多，老天津卫人最迷信这个，俗语有云“桑梨杜榆槐，不宅”，是说桑树梨树杜树榆树槐树，不该现在民宅和坟地中。桑字发音同丧，主家有丧；梨字发音同离，主家分离；杜是杜绝的意思，主家绝，听上去说起来都非常晦气，槐树带个鬼，有鬼宅，更是不祥，至于榆树，榆象偷形，家里容易丢东西，榆树又生虫，也不该宅，关上榆树桑树多，又是个大穷坑，专地痞无赖，因此谁都不愿意住，比方说二人初次见面，如若得知对方是住边的人，便会刮目相看，觉得可以个朋友，听说对方是住关上，中虽也客气，心里却要打鼓儿，穷坑刁人，不敢多。

郭师傅搬去的地方叫斗姥庙胡同，当时他已经娶了媳妇，要说男汉大丈夫，难保妻不贤不孝，别一个男人为人事怎么天立地，保不准妻不贤惠孩不孝顺，找个母夜叉天天闹得家宅不宁，这事儿就看命了，各有各命，可怜无用，郭师傅赶得还不错，自己特别知足，媳妇姓刘，名叫芳，人贤惠，但是不大好，平时坐在家中糊纸盒，两住两间小平房，之所以叫斗姥庙胡同，只因此地也曾有一座古庙。

解放之后，五河警作为公安局属单位，照旧是在河中打捞浮尸这份差事，不年代怎么变，捞尸队的活儿也不能没人，跟旧社会不同的是，巡河队有了固定的工资，没了裱糊纸活儿持白事儿那些额外项，郭师傅有了家室，不比以往一个人的时候，日过得很，不过那阵全国从上到都是穷，越穷越光荣，倒不觉得有多困难，好多街坊邻居过的还不如他们家，至少他有份差事，能让一家人吃安稳饭，比上虽然不足，比也还有余。

几年前捉拿河妖连化青的案，郭师傅自己很少再说，也不让丁卯等人提起，是怕让公安局的人说他一脑袋迷信思想，有河神这么个称号已是过份，解放前居然还会捉妖，要不是看打捞河漂的活儿没人愿意，他连饭碗也保不住了。

但在一九五三年海河上接连了几件诡异无比的案，让公安门的侦查员到束手无策，又不得不请捞尸队的郭师傅帮忙。

二

一年接一年，时间过的是真快，转到了一九五三年八月，抗援朝战场上的硝烟还没散尽，电台里广播的全是这些事，丁卯还年轻，打着光，他住的离郭师傅不远，每天跟着郭家一块吃饭，衣服也是嫂给洗，这天晚上，郭师傅和丁卯坐在胡同里凉快，俩人借着路灯底的亮儿，一边说话一边糊纸盒。

胡同里的小孩们缠着郭师傅讲故事，别看郭师傅没什么正经文化，以前专喜看戏听评书，两乾坤旧恨，一肚古今闲愁，但在新社会讲古不合时宜，想来想去，没什么好讲的，丁卯就跟孩们在那胡，他说：“我前日吃了个馅儿饽饽，再没有比它大的了，包这一个馅儿饽饽，要用一百斤面，八十斤，二十斤菜，蒸好了用八张桌才勉放得，我们二十个人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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