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也确实如此。同治六年（1867年）底，东捻军被镇压去，刘铭传作为淮军主力，立了大功，可朝廷功大赏轻，只封他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三品)，很多人都替他抱不平，就连曾国藩也认为功赏“相去万倍”。为此，刘铭传极为不满，常在酒后发牢。这年冬天，淮军在山东济宁休整，刘铭传便带撂起挑，公开上书“乞退”。朝廷令他率北上，镇压西捻军，他也拒不应命，屡屡以“伤疾并发”为由，请求回乡养病。李鸿章知他是心气不顺，多次劝他，让他先忍忍，可他就是不听。李鸿章无奈只得答应他的请求，后报经朝廷同意，准其回乡养病。

刘铭传回乡不久，剿捻战局一度陷被动。由于战事吃，朝廷旋即令取消刘铭传的假期，令其回任。哪知东捻军被平定后，朝廷的封赏依然吝啬，只给了刘铭传一个一等男爵，尽他立了赫赫战功。刘铭传气不打一来，立上书请求开缺，再次撂起挑。

不久，天津教案发生。七国军舰云集大沽、烟台一带，扬言要武装报复。鉴于局势危殆，朝廷不得不再次促刘铭传回任，令其带兵备战。

一年后，天津教案平息，朝廷任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并授以“专折奏事”特权。这一安排自然是李鸿章保荐的结果。李的用意是以此作铺垫，为他一步任陕西巡抚打基础。可是，刘铭传到了陕西之后，却不听李鸿章的劝告，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闹起了不和。看矛盾越闹越大，清廷便耍起了惯用手法，各打五十大板，这让刘铭传咽不这气。不久，便以“脑痛裂，坐卧难安”为由，“自解兵柄，养疴田园”。这已是刘铭传第三次辞官，时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

这一次，刘铭传辞官时间最，前后近十年。这期间，他开始大兴土木，寄山。每日与人饮酒、赋诗、棋，消遣时光。据地方文献记载，刘铭传的生地原在离刘老圩西北约六华里的四方郢，后迁至旱庄。这里是刘铭传创办团练扎寨之。刘铭传辞官回乡后，由于家中妻妾多，人丁猛增，难以安置，便在旱庄西北角建起新居刘老圩，又在六安九公山建了一别墅——刘新圩。刘老圩依山傍，面对大潜山，金河穿而过，圩基包括面占地近百亩。四周濠墙，设有碉堡、炮台和吊桥，有亭院楼阁、园假山、小桥廊、池塘木，以及仓库、米房和库等，规模浩大，盛极一时。圩还修有一座六角亭，该亭四面环，石桥相通，专门用来放置西周著名青铜——虢季白盘。这是刘麻打常州后，从太平天国护王府中缴获的战利品。这件宝后来成了刘家的传家宝。

刘铭传解甲后，曾撰过两副庙联。一联是：

十载河东，十载河西，前相皆成幻；

一时向上，一时向，外功名总是空。

一联是：

万侯，何足哉！听钟鼓数声，唤醒四方名利客；

三生约，信非虚也！借蒲团一块，寄将七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