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二十篇，也大多写于顺治末年和康熙初年。后来这些文章汇辑成册，定名为《不得已》。何为不得已？杨氏的说法，就是“士大夫者，要主持世也”。如何主持世？就是要“正三纲，守四维”。如今洋教盛行，而我举世学者，竟无人敢于纠正。邪教之力，如此之大!照此去，“三光晦，五绝矣”，“此而可已，孰不可已”!这就是他的所谓“不得已也”。也就是说，面对西教猖獗，他不能再沉默了，也不能不站来说话了。

杨光先的反击开始了。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起，他先后写了《辟邪论》《距西集》《摘谬十论》等数篇文章，向天主教发起猛烈的攻击。他在文章中声称，西人耶稣会，非中土圣人之教，“实西域七十二旁门之，九十六邪之一”，公然宣称万国均为邪教后裔，这是要灭我中华祖先，其所谓天主、亚当、夏娃等纯系无稽之谈。圣母玛利亚生耶稣，非婚受，居然童未坏，岂不荒谬至极？男女媾，万化生，人之常也。世间惟禽兽知母而不知父，可耶稣邪教竟有如此荒诞不经之说！他还指责耶稣是“叛国渠魁”，事败正法，钉于十字架上，本是大快人心，可其邪心不死，居然三日复生，这不是愚信徒，胡说八吗？他还把当时著名的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如南怀仁、安文思、潘孝、许之渐、许谦等人，逐一名，痛加批判。

在火力对准天主教的“荒唐教义”和“歪理邪说”的同时，他还从历法手，对汤若望等传教士毫不留，大加挞伐，指控他们“假以修历为名，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他还责骂徐光启为“邪臣”，因为就是他违反海禁之令，把汤若望等举荐于朝，才使他们有了今天的地位。为了引起官方警觉，他还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大声疾呼，指惑众妖书公开刊行，邪教徒分布各省咽，结士大夫为羽翼，煽动诱骗小人为爪牙，受蒙蔽者越来越多，像从，可“朝廷不知其故，群工畏势不言，养虎卧，识者以为忧”。他还把天主教比作白莲教，诬其暗中结社，图谋不轨，说教徒张贴十字架极有可能是一妖术，而使用望远镜明为观察天文，实则十分可疑。

杨光先的这些文章极有煽动。为了扩大影响，他把《辟邪论》《距西集》印行五千册，四散发。其所产生的效果，用他的话说是“朝野多谬许之”。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表示赞许。后来，他的《不得已》印行时，有人称杨“实为本朝第一有识有胆人”，赞其书“正人心，息邪说”，“持论锐利”，实为“第一有关名教、有功圣学、有济民生之书”。据史料记载，此书印行后，西人以重金购之，每二百金，“悉为焚毁，灭其迹”。至雍、乾年间“传本已鲜”，极为珍贵，由此也可见影响之大。

当然，对于杨光先来说，这些声讨只是开始。或者说，只是一战前的，为了从思想舆论上先声夺人。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他的正面攻开始了。

这一年的五月和十二月，他先后两次上疏，弹劾汤若望等传教士。第一次上疏，史料不存，难窥其貌，而第二次上疏，其文稿以《正国呈稿》为题收《不得已》集。该疏从历法手，控告汤若望两大罪状。其一是暗窃正朔，盗窃名。原来，汤若望完成《时宪历》一百卷呈朝廷时，首页写了“依西洋新法”字样。在杨光先看来，大清之官，修大清之历，历面上怎么能写“依西洋新法”？这是不尊皇上，而把西洋奉为正朔。对此，他早在五月第一次上疏时，就纠弹过此事，可汤若望置若罔闻，不知检举改正，以赎不臣之罪，而是持不改，“是藉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罪不容诛矣”。

其二，新法推闰有误。其中特别提到将立提前一天，“是不应立之日而立，应立之日而不立”。每年立，皇上都要行迎大典，这是何等重要的大事!现在新法居然错日期，淆盛典，其“亵天帝而慢天，莫此为甚焉”，这是该杀之罪!

最后，他总结说：“总之，西洋之学，左之学也。其所著之书，所行之事，靡不悖理叛”，而天主教人之狼野心，“谋夺他国，是其天”。如今他们呼朋引类，外集广澳，外沟连，不可不防。如果任其“党与炽盛”，“不几养虎自贻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