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法从事，几十军打来，这个小卒便一命呜呼。杖责，这是军纪规定的，打死一个士卒，史可法也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同伴被打死，士兵中的反响就大了。晚上大家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群鼎沸，士兵哗变了。一群士兵提着兵冲到史可法住，正值夜间，史可法边只有几个文职人员。史可法一看形不对，连忙叫他们带着重要文书翻墙逃走，自己朱衣正坐堂上。黑夜里，史可法秉烛仗剑，神光照人，端庄可怖。这阵势，居然将闹事的士兵给吓回去了。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北方战事吃，史可法率师北援。行军至彭城，川兵不肯渡河。天哪有这样的军队？养兵就是为了去打仗，当兵岂能怕吃苦，史可法行令起兵渡河。川兵仗着人多，本不买账。史可法再一，队又哗变了，幸亏将领李忠和见多识广，将哗变的士兵镇住，才没有酿更大的祸端。但沿河一带的四百余间草棚，被哗变的士兵焚烧殆尽。

监军五年，史可法不仅吃尽了苦，更差不多死了四回以上。崇祯十二年四月，真正死去的是史可法的父亲。史可法是有名的孝，父亲去世，史可法悲痛难当，痛哭数日浆不，手的人好劝歹劝，史可法才勉喝了一碗粥，这也是保住好为国分忧啊！照明制，史可法应该回家“丁忧”守孝三年，考虑况急，朝廷准备惯例让其“夺”，也就是不执行“丁忧”规定，继续正常工作。但史可法决不同意，辞官回家“丁忧”三年。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史可法擢升侍郎，总督漕运。在这个以文职为主的岗位上，史可法如鱼得，勤奋而敬业。忧外患突，战事频仍的明季，漕运不仅是一项经济工作，更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回到老本行，史可法不再是灰土脸的官员形象，而是政绩斐然，并受到崇祯帝的重。看到史可法办事得力，崇祯帝在想，要是剿寇的人都像他这样多好，哪还有许多窝心事！于是，崇祯帝准备让史可法去当凤总督。但御史刘达建议说：人有所，史可法治理漕运是把好手，换到别的岗位不一定合适。

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南京兵尚书熊明遇被罢，史可法才改任新职——接任南京兵尚书。正是在这个任上，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他的上……

二、书生意气

明朝自永乐朝开始实行“两京”制度，留都南京的衙门虽与首都北京相似，但权力与范围却与北京天差地别。和平年代的北京官员转任南京，通常是解决职级待遇问题，或是带有贬抑的意味，“二线”的彩很。但史可法到南京任职，显然属于升官，因为南京兵尚书毕竟也是尚书。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南京衙门的地位骤然上升，匡扶社稷的重任自然落到南京官员上。北京连兵都没有了，南京兵尚书史可法，自然由此而显得举足轻重，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作为兵尚书，史可法的信息相当滞后。四月初一，崇祯帝的后事都理完了，史可法得到的信息还是李自成近京师，准备率师北上勤王。直到十四日，史可法才从南的官员那里确认崇祯帝已殉社稷。他悲痛绝，以抢地，甚至准备自尽以表明对朝廷的忠贞。

王朝的生死关，史可法的抉择同样是退维谷——崇祯帝自杀，王朝群龙无首，又面临清军与民军的双重打击。迅速谋立新君，有效的应对，才能避免王朝树倒猢狲散。南京官员在谋立新君问题上非常，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史可法表现的手足无措，直接导致他在弘光朝陷于政治困境。

崇祯帝朱由检死，三皇均未逃，继位者只能是各地的藩王。以血缘关系讲，崇祯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孙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桂王朱常灜最有资格当选。但桂、惠二王均在广西，距南京太远，且均比崇祯帝一辈，不如福王以兄弟关系继统更为妥当。除此之外，神宗的侄儿——潞王朱常淓，也因避逃到淮安，拥立新君，他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