铉死成了，光时亨没死成。天意如此，光时亨“遂潜行南还”。

都是后世文人的追述，哪一可能正确？应该是桐城文人的说法靠谱些。如果光天化日之已当了叛徒，那就倒不如再当回叛徒，投李自成是投，投满清也是投，何苦只接一次客就洗洗从良，还自己跑到老东家这里来送死？可以侮辱人家的品格，不要侮辱人家的智商。

但《甲申传信录》《弘光实录钞》等野史认为，光先生确实在李自成那儿闪过。《明季北略·北回目击忠逆定案》更是记，光大人在李自成旗受若惊，又怀着万分复杂的心，给尚在南明统治的儿写信：“闯逆召见，面加奖励，随谕以原官视事。时亨寄书其有云：‘诸葛兄弟分事三国，伍员父亦事两朝，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

光大人这平，也不能说就比诸葛先生差。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历来都有个准确率问题。依光大人的观，李自成完败不太可能，将革命行到底也不太可能，天大势，中国再现“南北朝”或“三国”模式，当有相当的把握。那么，以诸葛前辈为榜样，孩儿们在南朝参加科举，老夫在北都工作，咱们几官，最终哪棵树倒了，都不太碍事……

如此看来，说光时亨投靠了李自成，当是可能的。可信度低不是看说的人多少，而是看是否符合理。政治形势太复杂，谁有能耐谁看得准？明清易代之际，不读书的人看起来都像是三国，自己在新公司试运气，让女报考老国企，别把放在一个篮里，这样的光大人才算得上明。

但这事似乎又不靠谱，因为没过多久，光家的公即大喊冤枉，黄周很是同，便走唐王的路，为其办理了平反手续。如果正规的平反文件都不算数，历史也就没法再读了。

无论光时亨的人属是正面还是反面，叛变没叛变，是否得罪人，他都必死无疑，因为他确实犯了一桩弥天大罪，只是写在野史里不够引球——这个罪名明律上没有，中国唯一，世界唯一，且专为光先生量定，名曰：“阻南迁”！光时亨的旁征博引，让崇祯帝义上无完肤，堵死了崇祯的后路，只得违心固守北京。

事后，崇祯对光时亨咬牙切齿。

国汉学家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天，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

光时亨不反对——朱由检南迁——明朝不亡，无论这个逻辑是否成立，朱由检不上吊，肯定是成立的。

确定不走，守不过是一句空话。坐困京城的崇祯帝，很快于李自成的兵锋之。在这个要关，崇祯帝收到了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的密奏，二人请撤关外四城，退守京城。崇祯帝异常激动，召集阁臣陈演、魏藻德等商议。但是，“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他们谁也不愿承担“弃地”的责任，崇祯帝报之以苦笑而不了了之。直到三月六日，崇祯帝才定决心，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卫，但这些显然来之太晚。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六日，李自成军攻陷昌平，十七日攻至西直门外，勤王队尚无踪影。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以宣威门投降，农民军队浩浩开城中，守卫正门的兵尚书张缙彦、朝门的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北京城陷落。崇祯帝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钟声没有召来一个人。面对冲天火光，崇祯帝去冠冕以发覆面，光着一只脚，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在这之前，崇祯帝密令收葬了魏忠贤，重复的一句话是：“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最后的关，崇祯帝否定了自己的一生。他在衣襟上愤然留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天咎，致逆贼直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然后，与王承恩自缢亡。

“言伪而辩，行僻而，心生执拗，居位必误天苍生者。”这话大半于《秋》，据说后来有人将这句话送给了王安石。其实，这话更适合送给崇祯皇帝朱由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