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评价，《北京专约》是中国步近代以来所签订的第一个“收获实利”的条约，因为此前中国对外签定的条约，无一不是丧权失地，且当时尚不自知，“而自台事专条订立之后，中国始知弃虚名，争利权”，最终促使中国人一的抛弃了陈腐的“天观”，转向了“世界观”。

在《北京专约》当中，最能现这转变的，便是关于琉球的问题。尽在条约当中，中国仍然称琉球为“属国”，属国这个词仍然属于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系，不被当时的国际法所认可，但条约当中明确说明琉球“归中国保护”，用国际法的观念来说，琉球便不再是“属国”，而是中国的“被保护国”，中国是琉球的“保护国”。这意味着中国的传统观念已经在发生着悄悄的改变，不再被既通晓“天观”又擅于“世界观”的日本玩于掌之间。

《北京专约》是亚洲政治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条约，而正是因这个条约的签定，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的主要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路。

《北京专约》使中国从日本得到了500万英镑（合中国白银2000万两）的额赔款，正是靠着这笔赔款，中国打了近代工业基础，为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开辟了路。而日本因为这笔赔款的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不得不依附于西方国家的金系，才得以完成了举步维艰的明治维新。

尽《北京专约》带给了中国极大的利益，但同时也带来了大的负面作用。由于从日本得到了额赔款，相当于中国一年总收的三分之一，“举国上皆极其富裕”，加之战胜了日本，使得清廷很多官员重新找回了“自信”，满足于取得的成果。骄傲自满的绪又重新抬，使得中国前的脚步又一次放缓。

幸运的是，一群卓越而富有远见的官员们仍然保持着清醒，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中国势必将又一次陷到沉睡之中！

林义哲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总结此前中国屡败于西方的原因，以及此次台湾逐倭之役的得失，曾如此说：“……或云。彼国侵占我国土地在先，我民奋起抗击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西国权之危害毒远云云。殊不知若行国士之行，人便以国士待之；若行蛮夷禽兽之行。人便以蛮夷禽兽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林义哲的明白，事实上，中国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结合，使得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图治。使国势蒸蒸日上，不数年便为东亚第一。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本的原因！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步。愚昧闭、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相对鸦片战争时的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停留在“天无常，时势更易”的准。林义哲等一群人，正是因为刻的了解这一，才有了后来中国国运的本转变。

在《北京专约》签订完毕之后，各国公使纷纷前来总理衙门贺，庆祝“中国和日本之间恢复了和平”，总理衙门一时间格外的闹。

在条约签订完毕，林义哲的“全权”便被收回，这一日谕旨达，免去了林义哲“全权等涉大臣”一职，改为“台湾事务大臣，总理衙门行走”，并加太少保衔，并未授予他另外的职务，林义哲当然明白这当中的奥妙，是以在郭嵩焘对此大惑不解甚为不平的时候，并没有解释。

“你这一次要得如此款回来，功劳不亚于台湾逐倭，而条约方定，便如此冷落，未免有些过了。”

在贤良寺郭嵩焘的居所，郭嵩焘正和林义哲一边喝茶，一边闲谈。

通过这一阵的合作应对日本人，郭嵩焘和林义哲已然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

“呵呵，我之前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船政帮办委员，不过六七年时间，便数迁至此，朝廷恩赏不可谓不厚，我已知足了。”林义哲没有说慈禧太后在“天地一家”给他的许诺，而是笑着宽郭嵩焘，“郭公放心，朝廷断然不会就此抛却我等。”

“鲲宇，你可知，这洋务是了名的费力不讨好，需要用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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