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饷能否协起来，原要靠中央调度，可咸同以来，各省一有缓急，就彼此通协借，亦不过问，没了乾隆时那一番大一统的财政统筹能力。中央财权失落，就要靠协饷者本人来协调了。惜乎协调这一块儿，以左宗棠的格和事方法，本就不来。

尽协调的事不上来，但在款的办法上，左宗棠却另有一办法。

那便是，借洋债。

借洋债的思想自左宗棠，而经办人则是胡雪岩。左宗棠认为，以外债代替协饷，以应急需，可以速集款，可补协饷之不足。左宗棠的办法是：以海关印票即协拨各地方省份加盖关防以示承诺代替中央解。也就是以额外债代替了分散划拨的协饷。把“借洋债”跟协饷制度捆绑在一起，可以说是天才大手笔，非左宗棠所不能为此。

1867年到1868年间，左宗棠便通过胡雪岩之手，连借了两大笔洋债，共计220万两白银，对此，当时左宗棠曾得意洋洋的宣称：“得此额现饷，可以相其缓急，通撙节，集事可速，调度可灵……得所借手，速赴戎机”。在左宗棠看来，举借外债不失为弥补财政短缺的一剂良药，他甚至认为可以大规模地借，“借数愈多，则息耗愈轻；年份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这些钱又不需要他来还。

而更为明的是，左宗棠把“借洋债”当成了缴各省协饷的手段！

对于左宗棠经胡雪岩手办理的借款，利息可以说得离谱。有人设地的站在左宗棠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是他为了不耽误军事而行的“不得已”之举，左宗棠听说后只是冷笑，事实上，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不就低”！

因为他要行的，是“一石数鸟”之计。

因为利息不但能迅速筹集到款，满足用兵需要，利息还能迫使协拨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

有洋债的鞭在后面着，各省还敢拖欠吗？

这一回左宗棠不用求人，各省督抚们自己就会上！

此外，左宗棠的“就不就低”，另一个目的，便是给从中经办的胡雪岩留回扣空间。

胡雪岩是嗜利的商人，以营利为生命，左宗棠当然知得十分清楚。胡雪岩为他这些，是必须要有回报的，没有回报，胡雪岩怎么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运筹军饷？更何况为了西征借洋款，他还将阜康银号和家底都押上了，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所谓的“圣人可权”，自号“今亮”的左宗棠让胡雪岩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各省督抚无奈之，为了不当左宗棠“利贷”的冤大，便只能使各手段，将协饷摊派去。

潘仕成就是这样，成了左宗棠的“息饷”的牺牲品。

听说广州的官员迫潘仕成缴纳西征协饷100万两，左宗棠当然很兴，但现在这煮熟的鸭却等于飞走了，叫他如何不怒？

“商拒缴摊派协款，绝不可姑息！老夫这就上折参他！”左宗棠怒气冲冲的在桌旁坐了来，仆人急忙笔墨伺候。左宗棠接过笔便在纸上拟起奏稿来。

而在室的一众幕僚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话。有的将领和官员中本来忧惧之甚，现在反而好象有些解脱的样。

他们当然知，左宗棠为什么会对这些拒缴摊派的商人如此的痛恨。

早在西征之始，左宗棠便提中国可以仿行外国“贷兵饷于众商”的作法，“税项归款，商乐从，事办易集”，但现实却无的击碎了他的想法。当地商人们心存疑惧，本不买他的帐，左宗棠拟向当地商人议借款200万两以佐军需，结果众商最后只肯借银80万两，连一半都不到，且“心尚犹豫，未能释然”。左宗棠对此怒不可遏，脆便开始了摊派，对抗拒不从的商人行严惩。一时间陕甘等过往省份飞狗，商民对此敢怒不敢言。

在听到左宗棠还要上折追缴潘仕成的摊派协饷后，所谓“死友不死贫”，他们当然要松一气了。

不多时，左宗棠把折写好，便由驿递，飞递送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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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关总税务司。

办公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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