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互相换了一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系，以资时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真知那。

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理了。”姜星火趁打铁，“儒家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学问，不找主要的骨，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吗？”

曹端有所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匕首来了。

姜星火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为什么是六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份来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所从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着书谨祸、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岛，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结底，都是从六经里来的。

“可是，要从何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逊志心的。

是啊，从何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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