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不嘴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是着姜星火的理论，承认“法”可以变，但是得据“时”来。

那么四年靖难之后的现在，整个北方乃至江淮都被打烂了，跟洪武开国时候的况没什么区别吧？

这时候朱棣不好在说什么了，他也委实辩不明白，于是看向了姜星火。

老和尚今日告了假，不知去忙什么了，也只有姜星火能说明白。

姜星火列，拱手：

“臣请廷辩，愿陛允。”

廷辩，亦作“廷辨”，也就是在朝堂上公然辩论，用以辨别是非曲直，是我铁血大宋新发明才几百年的一吵架模式。

一开始在北宋就有了，但是当时粱河车神还觉得“若廷辩，恐失执政之”（自《续资治通鉴·宋太宗至二年》），所以往往只是关系到国家未来路径的关键时刻，才肯由皇帝主持廷辩，譬如司光和王安石的【延和殿廷辩】。

而到了南宋，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六月》记载，完颜构的小朝廷里对于主战主和经常争吵不休，所以就有了“执政中有论不同者，请与之廷辩”而此风一开，南宋朝廷便不可断绝了，执政（宰相）们隔三差五就廷辩，吵一方肯罢休。

大臣们当然都是读史的，自然知【盐铁会议】与【延和殿廷辩】，如今瞅着又开始了关于未来经济路径的争吵，这就要来一次大明版本的，当然是拭目以待。

“允。”

朱棣脆利落地说，随后往龙椅上一靠，看两人对垒。

百官们也饶有兴致地看着，但此时百官的心中，还是觉得黄福说的是有理的，而且姜星火恐怕也不能用反驳王景的那来反驳黄福了。

毕竟黄福都已经承认了‘法’要随着‘时’来变，但现在的问题是‘时’是一样的，‘法’还有必要变吗？如果变了，那么姜星火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既然允许廷辩了，那么姜星火自然不会客气，站在黄福对面，说。

“黄尚书认为‘时’之相同，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黄福拱拱手，：“愿闻其详。”

“洪武开国后，太祖皇帝固然视农业为国家本，曾言：‘君天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之所恃在农’。这是因为彼时方经元末战，国家财政难以为继，极为空虚，甚至不得不要求商人助饷（之前拍卖会遇到的徽商江家，上一代家主江元曾助饷朱元璋白银十万两），而同样正是因为元末战，路断绝，自南宋建炎南渡以来积累的工商业也随着战而然无存，所以洪武开国时才不能像两宋一样以商税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来源，所以太祖皇帝将目光投向了农业税。”

“之所以选择重建农业而非重建商业，是因为农业能产粮，而粮是稳定社会的基础，商业则是在粮等质充裕后行换才有价值，没有粮等质，行商业换是无意义的我大明太祖皇帝英明神武，自然看得到这一，所以在洪武开国时才选择了重建农业，国家财政以收取农业税为主。”

“同样，既然要重建农业，收取农业税，那么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青壮年劳动力稳定地于田野之中，那么当时大明有多少人呢？又有多少青壮年劳动力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知。

是的，就是不知，就连朱棣案上的《实录》都没有记载，因为大明开国的时候，没有行官方人统计，只有在洪武十四年、洪武二十六年，分别行了两次人统计，数据分别是。

洪武十四年：全国有共10654362，总人5987万人。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共10652870，总人6054万人。

两次人统计，看起来数据相差不大，但里面却有很大的说法，那就是十三布政使司的数，存在着“南降北升”的现象，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当时南方除四川外，人数量的降幅度达到了1283，而北方人却有了明显的增加，上升幅率达到了987。

而正是因为洪武朝的移民实边，开垦土地，朱棣才有了对抗建文朝廷的本钱否则就元末北方的况，没人田没人当兵，拿啥来奉天靖难？

但虽然不知洪武初年大明到底有多少总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数字一定不乐观。

不仅总人很低，而且青壮年劳动力更是因为期战而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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